中国碳中和对于《巴黎协定》1.5°C目标至关重要，而中国气候政策协同有序的实施是实现碳中和关键。中国已制定一系列减排政策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终端部门电气化、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和碳定价等市场化措施。减排政策实施效果显著受到政策间相互作用影响，但目前研究尚未明确政策间关联作用将如何影响中国碳中和目标实现。

本研究基于中国四类主要减排政策，构建了涵盖1295个情景的政策域（情景集），运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开发的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EEGE模型）模拟了在考虑政策关联视角下，政策组合的减排效果和经济成本，旨在为制定更高效的减排策略提供参考。

研究发现，中国减排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将使2060年实现碳中和情景的比例降低84%，且实现年份将推迟5到6年（图1）。不考虑政策关联假设下（ISSA），2060年实现碳中和情景比例为23.5%，平均实现年份为2054年；而在考虑政策关联假设下（ASIA），实现情景比例下降至3.7%，实现碳中和平均年份推迟至2059年。这主要源于不同政策组合对彼此实施空间的相互影响：互补类政策组合（可再生能源与电能替代政策）扩大了政策间的实施空间，而竞争性政策组合（碳定价与可再生能源政策）则限制了实施空间。

图1 2020-2060年，中国碳排放路径与碳中和实现年份

研究模拟分析表明，在所有减排政策中，可再生能源与电能替代政策组合（R&E）展现出双重协同效应（正向），有助于缓解经济损失和实现减排目标（图2）。电能替代政策引导终端用能部门实施电力化转型（拓展电力需求规模），而可再生能源政策则持续促进低成本可再生电力发展（优化电力结构），两项政策同时实施将产生相较单独实施更强的协同效果。与此相反，碳定价与可再生能源政策组合（C&R）是在减排和经济影响方面均表现出权衡效应（负向）的政策组合。碳定价政策通过提升化石能源使用成本引导能源结构转型，而可再生能源政策则通过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方式增加清洁能源竞争优势，从而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两项政策的影响机理高度重叠，导致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显著抵消。

图2 考虑政策关联视角下，各类政策组合减排和成本

研究发现，相较单一强调提升减排政策强度，减排政策组合协同有序优化对于低成本实现我国碳中和更为关键。研究建议，对于中国及能源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需加快储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终端用能部门制定明确的电气化目标，推动可再生能源与电能替代政策的联合实施；采取分阶段推进可再生能源与碳定价政策的策略，避免政策间权衡效应，从而充分发挥政策组合在减排和经济的协同作用，实现能源系统平稳转型。

该研究基于组合定序视角揭示了中国碳中和政策的权衡与协同关系，为“双碳”目标的有序推进与实现提供了研究参考。研究成果以“Mitigation policies interactions delay the achievement of carbon neutrality in China”为题，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Nature Climate Change。同时，关于实现中国碳中和的具体政策建议受邀以Policy Brief形式发表在Nature Climate Change。北京大学刘宇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杜鸣溪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羊凌玉博士为论文第一作者，刘宇教授、杜鸣溪教授与崔琦副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125010, 72243011, 71974186, 72304222, 72373163）等项目资助。

文章链接：

Research Article：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4-02237-2

Policy Brief：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4-02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