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陶澍在会上强调了室内空气污染的危害，并提出，推进健康环境促进行动应提高广大群众自我保护意识，重视室内空气污染问题，营造健康环境。

“近年来，大家对室外空气的关注度很高，但对室内空气的认识仍然非常不足。通过这两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全国范围内室外空气质量是明显改善的。根据调查数据，我们大概有22个小时以上是在室内度过的，所以仅仅解决室外问题，实际上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小部分。”

陶澍说。“当室内没有排出源的时候，室内空气主要受室外空气的影响，并且这个影响会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由于室内光程比较短，看到的空间比较有限，肉眼很难观察到空气的污染程度。”

“当室外污染200到300微克/立方米的时候，看着是灰蒙蒙的，而室内仍然是窗明几净。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关窗不能阻止空气污染，因为即便门窗紧闭，室内外的空气交换仍然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室外污染严重的时候，室内污染的程度并不低。”

陶澍提醒，这种情况下，可以在室内装空气净化器，一般的净化器能够明显地降低室内空气的污染，但是成本相对会高一点。

此外，更重要的室内空气污染是室内有排出源的情况，例如吸烟污染、室内装修污染，还有做饭时的油烟污染，更多室内污染源是来自固体燃烧，包括散煤、秸秆和薪柴。

陶澍提出，城市居民相较于农村居民更加注重室内空气污染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室内燃烧主要发生在农村。并且，直接来自燃烧的PM2.5导致的健康危害远远超过公众熟悉的甲醛和苯系物等的危害。

“目前，中国的农村，尤其是西北、西南、东北，仍在大量使用生物质燃料来做饭和取暖，也包括华北地区的煤燃烧。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农村能源调查数据，做饭、取暖的PM2.5排放量占总排放的1/3，这一方面会影响室外空气质量，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室内空气质量。”

陶澍指出，农村居民意识不到室内空气污染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污染问题，是健康的问题。

“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对室内空气的关注不够，另一方面，整体上农村居民的自我健康保护意识是比较薄弱的。这次的健康环境促进行动提倡清洁取暖和做饭，是非常关键的。”

他呼吁，各方面应加强宣传，提高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老百姓的自我保护意识，重视室内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延伸阅读

2019年3月，北京大学新闻网曾刊发题为《步履弥坚科研路，行以致远中国梦——记城环学院陶澍重点实验室团队》的文章，详细介绍陶澍团队开展的工作。以下为部分内容：

隶属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陶澍重点实验室由陶澍院士指导，主要项目是“大气PM2.5传输模拟”和“农村能源调查”。实验室目前由一位博士后、八位博士生、四位硕士生、四位本科生构成。

作为几个课题小组中资历最深的博士生之一，韵潇致力于中国农村生活能源对于大气污染和人群健康的研究。事实上，在很多环境研究领域中，农村地区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但陶澍告诫学生们，不能忘了农村。

在城市里，人们经常查看当天的空气质量，也会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抱怨污染的情况。城市人群集中、汽车尾气排放量大、严重的雾霾天气等都会成为人们更担心城市空气污染的原因，而农村给人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海子诗中的那般，“活在这珍贵的人世间，水波温柔，阳光强烈”。

“但实际上农村的大气污染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城市的更加严重，”韵潇说，“比如室内污染，城市里只有做饭会产生污染物，大多数家庭有污染也马上被油烟机抽走了。但在农村，北方很多地方还在用使用固体燃料的家庭炉灶，炉子在房间里面烧，刺鼻的气味在门外都能闻到。”

这种生活源对大气的污染程度常常被人们低估甚至遗忘。举个燃煤的例子，虽然每年电厂和工业用煤的消耗量大约比生活用煤高一个数量级，但事实上生活源有其自身特征，消耗量小，污染物的排放因子（单位质量或体积能源燃烧产生污染物的质量）却很高。国家往往通过限制电厂和工业用煤的量以期达到大气污染的治理效果，但据韵潇的研究来看，若是从生活源切入，只需减少相当于电厂或工业的大约十分之一的耗煤量，就可以达到接近的减排效果。

这些研究依赖于课题组成员们多年扎根农村开展的数据测量和搜集工作，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几乎全部的地级市（暂时未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收集后反馈给课题组里负责数据统计和建模的同学们，应用于大气污染分布模型，通过模型的模拟可预测某时某地大气PM2.5的浓度。

这种使用大气化学传输模式模拟大气PM2.5浓度的研究方法，让研究小组不仅能以此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大气的污染状况，而且可以推知过去的大气状况以及其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我们通过能源调查和排放因子测量希望得到一个统筹的数据，从宏观上知道每个市级城市与农村居民生活各消耗了多少能源、排放了多少污染物，进而提出相应的减排措施。”

走近：“我”与实验室

对科研要有热情是陶澍实验室的“挑人标准”。正在就读研究生二年级的邱有为自认为本科的成绩不算特别优秀，但他对科研的强烈兴趣、对“冷板凳”的无所畏惧，打动了陶澍老师。而这种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本科阶段时受陶澍影响的结果，邱有为说:“很多时候我都被陶老师的敬业所影响，想要向他学习，用他对自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在外人看起来，做科研是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思考钻研，在枯燥的过程中只能等待结果的一点点愉快，转而又要投入到下个研究阶段的事情，但是对于今年刚成为陶澍博士生的徐浩然而言，“做科研不仅是对外部事物的永恒探索，也是对自己生命的补充和完善。”

陶澍今年已经68岁了，但对科研事业的激情和热爱使他仍保持着像年轻人一样蓬勃的精神状态。徐浩然也正是被陶澍这种年轻的、永远精力充沛的状态所感染，决定选择科研道路并且打算为之奋斗一生。

“陶老师那种年轻的感觉，让我觉得做科研可以让你的生命时间得到延长，年轻的日子会比别人多很多。高校的教授们五六十岁的时候，其实状态跟三四十岁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有了科研能力的提升和更多经验的积累。他们一直在和二十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学生们接触，他们也是在做三四十岁的时候做的日常工作和活动，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一辈子都会那么年轻。”

深入：家一般的团队

科研对他们而言蕴涵着无穷乐趣，尤其在这样一个气氛融洽的科研团队之中。“整个团队就像家一样”，韵潇这样形容实验室的氛围。在这个大家庭中，陶澍老师就像他们的大家长，领导和统筹着实验室整个的科研工作，同时也是他们人生的领路人，身体力行地践行身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应有的钻研精神。

“陶老师没有手机，也不用微信，他和别人联系只发邮件,出门都和大家在一起。”邱有为说，陶老师在闲暇之余有时会和组员一起下棋，“大家都不会让着他，我们‘放水’老师会责怪我们，但其实他的水平比我们高很多，我们很难赢他。”  

陶澍还喜欢和学生们一起打球、爬山。“老师精神很足，爬山比年轻人还快。而且我们春秋游老师都是骑自行车去的，他骑车很快，我只能骑着电动车跟着他。”韵潇说到这里笑得很害羞，“老师的车很旧，车筐都快和车分离了，他也不让我们给他换车，所以我就给他换了个车座和车筐。”

不管年龄多大、能力多强，陶澍始终保持着年轻、沉稳的心态以及对科研的热情，组织着这个“家一般的团队”。作为一个不常开组会的团队，基于的是陶澍合理分工以及团队无间的交流，对于他们来说，科研精神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勇攀高峰。也许正是这样的共识，使得他们的团队更富有凝聚力和创造力。

本文根据微信公众号号：院士之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