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2-06　来源：

      

王恩涌先生以深刻的学术理解力，将地理学贯通自然与社会、政治与文化，充分展现了地理学探索世界、观察社会和解释人生的广度与力度。他是一位真正的地理学家，是在一个时代奋力进行地理学开拓进取的杰出代表。王先生走了，我们身边失去了一位睿智和蔼的师长。我们永远怀念王恩涌先生，怀念那些岁月，怀念那个地理学走向繁荣时代！

唐晓峰 
2023. 2.2

一位具有敏锐地理学思维的学者

——记王恩涌先生

我最早听说王恩涌先生的事情是在1973年，那时我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是工农兵学员。我本来是北京城里的中学生，因为下乡插队4 年，从农村进入北大，所以算“农”的一类。刚进校是在1972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四人帮”那套极左的东西有所抑制，学校里抓业务的风气渐渐兴起。但那时毕竟是极左势力占先的时代，某日，学校革委会向全校师生发布通报，批评一位地质地理系的老师，说他一天到晚念外语，读外文著作，不关心阶级斗争，忘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等等。那个时候，极左在群众中已经不得人心，上面批谁，下面大家反而佩服谁。因为这个原因，我对那位学习外语的老师一直留有印象。这位老师就是王恩涌。
1978年，我到了北大地理系（原地质地理系分为地质与地理两个系）作历史地理研究生，当然不忘打听当年那位重视外语学习的老师，但因为专业不同，与王恩涌先生联系并不多。但知道他曾到美国访问过一段时间。
1991年，我在美国念书中途回国，回北大看望师友。王恩涌先生特地约我到他中关园的家里聊聊，同座的还有孟晓晨老师等。这次是我第一次较深入地了解王先生。我原认为王先生是研究自然地理的，又长期担任系领导工作，对人文方面恐怕不会很熟悉。但谈话中我发现，王先生不仅熟知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更让我心中赞叹的，是他自如敏锐的对社会人文问题的地理思维方式。在美国念人文地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认识是这样一句话：“地理学是一种思想方法”（geography is a way of thinking）。而王恩涌先生正是一个具有这种思维的学者的“范式”。学术既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种特别的素质能力，而素质能力更具有本质意义。古人说“鸳鸯绣了从头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绣鸳鸯靠的是金针。王先生是拥有地理学思维这枚金针的人。
后来，我与王恩涌先生接触请教的多了，对他就各类事物所做的地理学评论，印象更深。例如，中国古代北方常有远途作战的事情，战争范围往往要跨越不同的环境地带。史书中动辄讲“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出塞六七百里。”“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王先生将军队千里作战因地理跨度、环境跨度所引发的问题，进行了揭示与剖析，指出这类战争的顺利进行需要有特殊的组织支持才得以完成。这样的思维认识在一般军事史研究中很少有。古代在中原作战，一切补充资源可以就地解决，“自有那敌人送上前”，但到了草原大漠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卫青、霍去病不会胜利。王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几年前与王先生一起到山西临汾参加有关早期文明起源的学术会议，会上王先生发言，对汾河下游的河流地貌特点做了讲解，并就这种地貌对早期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影响做了分析，在场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说“地理学家有一套，有启发”。
王先生早在1993年写过一篇论文《大禹治水神话的地理透视》，对“鲧用堤防”到“禹行疏导”的变化进行了地理学的解释，提出这是早期人类在河流下游地区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是“人类从高阶地走向平原，开发农田，从利用自然中开始学会筑堤防水的经验的象征。”后者代表了人类在大范围内（即更大流域范围）组织社会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支持了国家组织的诞生。
王先生对不少人文社会问题都进行过地理思维的探讨，尽管没有付诸文字，但在他的谈话中随时可以听到，不少教员同学都有这个感受。王先生在文字著述中用力最多的地方是在文化地理学这个领域。他编纂的《文化地理学》在我国有很大的开创意义，目前我国许多研究文化地理学的学者，都受到过这本书的影响。王先生并将文化地理学引入大学正规课程，如周尚意教授所说“王恩涌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首开文化地理学课程，推动了中国大学文化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
王先生的研究领域从自然地理学转到人文地理学，一个重要机缘正是前面所说的“文革”中学习英文并研习英文著作那件事情。王先生在一次谈及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的时候，提到自己转换方向的缘由，他说：“关于葛德石，我是文化大革命中，无意之中从其英文的《中国地理基础》一书中才了解他的。他曾在中国沪江大学任教，花了十年时间在中国旅行考查，行程约5万公里，考察地区包括除云南、四川、西康、福建以外的当时24 个省。看完该书，使我对区域地理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前我只认区域地理是由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生物与经济等模块机械式堆起来的，从该书中我好像看到一个个地理要素组成的一个生动的景观，我看到自然、经济、人文天衣无缝地组合在一起。这是我以后转向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启发。”
王先生当年读英文书受到批判，而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深远影响。“文革”是一个荒诞的时期，但时代荒诞，并不影响有正义之心的人对于真正追求的坚持。正因为执着的追求，王先生成为今天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受人敬重的一位先驱学者。

作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

2006 年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