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
学期接近尾声，我的课的考试安排在三教。很久没有去三教，却丝毫没有违和感，走在宽敞的过道里，立即有了学生时代的感觉。我的印象中，整个八十年代，北大只建了两栋新楼，一栋是电教，一栋就是三教。在那个时候，三教可是一栋现代化的建筑。立面简洁、超大玻璃窗、磨砂玻璃黑板、内嵌式日光灯，等等，在那个仍然贫瘠的年代，这些东西即使算不上奢侈品，也足以让北大的学子们多了一份迈入现代社会的感受。
我是1982年进入北大地理系读本科的。如果有人问我，这辈子最感到骄傲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回答无疑是：“上北大。”我的中学是西安西郊的一所厂矿子弟学校，西电二中（“西电”是今天的中国西电集团公司的简称）。虽说那时的学业竞争没有今天激烈，但升高中也要选拔，而且高一结束之后还要选拔（那时西安的高中仍然是两年制）。作为选拔的幸存者，我一直留在一班。1982年参加高考，全班50多人，几乎人人考取本科。那时陕西还是实行估分报志愿。记得高考结束那天下午下暴雨，傍晚雨过天晴，迎着满天瑰丽的晚霞，同学们去学校听老师讲卷子。老师讲完，我估计我的分数可以达到530分以上（实际为537分，满分好像是640分），心情一下子变得像天空中燃烧的晚霞一样瑰丽！高考之于我，就此定格在火一样的晚霞之中。一位要好的同学问我：“这么高的分数，敢报北大吗？”那时的北大虽然是名校，但名气并不在复旦和武大之上；在西安，它甚至并不比西安交大的名气大多少。北大本来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但同学的一句问话，竟勾起了我对她的向往！可是，在一个工程师主导的小世界里，那可是一个非常规的决策。我们班除了我，只有另外一位同学选择了理科专业。填报志愿当天，父母追到学校，坚决要我报西安交大。是政治课江老师救了我。江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学术之星，他那时就订阅了《美学》杂志！他告诉父母，读什么学校比读什么专业更重要。母亲也是教师，认识江老师，因而相信了他的建议。下一步的问题是，报什么专业？事实上，那时我已经知道，我不适合做理科研究，因为我的物理学得很吃力。那就找理科里偏文科的专业吧！于是就报了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进入北大才知道，82经地35名同学，绝大多数是调剂进来的！特别是南方来的同学，基本上是报其它大学（如武大或复旦）没有被录取的。看来，北大今天的地位，不是古已有之！
北大今天的校园面貌，也不是古已有之。82年9月初，父亲找个出差机会送我到学校。火车到达北京站，出站就看到北大的迎新站，倍感亲切。坐上学校的大巴车，司机径直把车开上了长安街，我于是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心情还是有些小激动的。车到北大南门，却立即被打击了一下。这门也太普通了，完全没有西门的庄重之气！进入校园，心情更坏。五四路两边的建筑灰蒙蒙的，和西电公司的家属院没有任何差别。对于一个怀揣着“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理想的青葱学子来说，这不啻是一个打击。但是，打击才刚刚开始。那时，电教正准备开建，场地杂草丛生。车就停在杂草丛中，下车时我有时空倒置的感觉。拖着沉重的行李，父亲和我摸索着到了42楼。今天看到的北大西南角的宿舍楼群，是为迎接北大100周年校庆重修的。老楼群结构比今天的要简单一些，42楼基本上和今天的42楼重叠（今天的42楼把原来的41楼也包括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42楼，用“破难”来形容都已经是夸奖它了。我们班男生被分在三个宿舍，其中两个各住7个人，另外一个大一些的住8个人，还有几个人被分配和其它专业的同学住。因为到得晚一些，我只能住门口的一个上铺。宿舍号是406，对面就是水房加厕所。记忆中，厕所的灯从来没有亮过，也永远是堵着的。每天早晨，我都是被楼道里慌乱的脚步声吵醒的，然后以冲刺的速度穿好衣服，以同样慌乱的脚步冲进水房，摸黑上厕所，乘着水房微弱的光线洗脸刷牙，然后拎上书包冲向“学二”食堂（现在的艺园所在地）。父亲送我到校时，学着老生的样子，用一条毛巾为我扎了一个饭袋，里面放了一只搪瓷大碗和一把勺。那时，饭袋都是放在食堂的，似乎也很少丢。但后来发现，饭碗被他人使用的概率比较高，大家就开始把饭袋带在身边。这样，每到临近中午的时候，教室里就会响起一阵打击乐，催促老师下课。一般老师也很识趣，提前10到15分钟下课。可是，也有那种不解风情的，非等到12点整才下课，耽误了大家去食堂抢扒肘条的时间。刚到北大的时候，觉得北大的伙食太好了，因为食堂每天早晨都供应油饼、鸡蛋！我开始的饭量是两个油饼、一个鸡蛋和一碗包谷茬子粥！后来发现，要完成这个饭量就无法保证上课不迟到，因此只好削减成一个油饼和一碗包谷茬子粥。这包谷茬子粥大概是北大食堂持续时间最长的食品。它从何时开始无从考证，但自打82年入校，到97年回国，我都发现它在那里。食堂熬制包谷茬子粥的过程一定很奇葩，因为我们的班主任说他们读本科的时候竟然吃出了老鼠，而我97年回国之后竟然吃出了浴缸塞子！喝包谷茬子粥不花钱，只需要二两粗粮票；还有，这东西和油饼结合，顶饱！到了冬天，食堂挂起厚重的门帘，造成的经常性事故就是包谷茬子粥被撞撒了，泼大家一身。久而久之，大家也不在乎了，衣服上的包谷茬子竟成了北大学生的标识。那时冬天，北大里的酷装是军棉大衣，袖子上留下包谷茬子的痕迹，那就更酷了！
然而，学校设施如此之差，“灾难”总是要发生的。我们42楼4层的厕所堵塞之后，污水开始流出来，不仅水房变“水库”，楼道也成了“河道”，我们每天只能在几步一块的砖头上蹦跳着进出宿舍。为了防止污水进入宿舍，大家只好在门口做起“堤坝”。一天夜里，正在做梦的我被“雨水”给浇醒了，睁眼一看，发现天花板漏水了。原来，4楼厕所一睹，5楼的跟着堵，但5楼哥儿们的防洪意识不如我们，污水漫进宿舍。我爬起来上楼敲开了506室的门，几位睡眼惺忪的哥儿们赶紧抢救各自放在床底下的行李。回到406室，我打开一把雨伞，撑在头顶，然后接着睡觉。一觉醒来，宿舍里的人都走光了。我想，总不能今晚还打着伞睡觉吧？就去总务部（现在的人文雅苑所在的地方）报告。总务部的领导很重视，亲自到42楼来视察，见到4层的河水，惊叹：“怎么会这样？”当即让我们宿舍从南头的406室搬到北头空着的426室。趁其他室友还没有回来，我和在场的一两位室友赶紧抢占了心仪的铺位。学校也派人把厕所疏通了，这场“灾难”才算结束。但整个楼群的卫生仍然堪忧，鼠患尤甚。我们宿舍的杨细平把脏衣服留在衣桶里一个月，待他想起来要洗衣服的时候，竟然在衣桶里发现一窝白花花的老鼠仔！426室大概是处于供暖管道的末端，冬天里冷得像冰窖。我的上铺张长春来自农村，因为中学营养不良，本来就面黄肌瘦的样子，考研的那个寒假因为不能回家，被生生冻出了肺炎。我自己也冻出来鼻炎，最终导致一辈子相伴的耳鸣。
然而，42楼也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其中之一是离海淀路上的西南门比较近，出门马路对面是长征食堂，时不时地可以去改善一下伙食。我在长征食堂的最爱是水饺（别的菜恐怕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也太贵了，所以没有印象），馅儿足、油多，皮儿薄且韧。去长征食堂，多半是因为下午打篮球错过了学校食堂的饭点。我的标准食量是半斤水饺加一瓶燕京冰啤，油腻的水饺加爽口的冰啤，是超级的享受！临近毕业，我和42楼的楼道师傅一家混熟了。楼道师傅是来自唐山的退伍兵，带着他老婆给楼道打扫卫生。他们有一儿一女，儿子小学六年级，要参加中考，所以请我给辅导数学。这正应了当下的一句调侃的话：“数学是地理老师教的！”我这学地理的做小学生的数学老师的确不合格，特别是面对那些“笼子里关着鸡和兔，总共xx只脚，……，问笼子里有多少只鸡、多少只兔”的应用题，更是犯晕。我先用列方程的办法把答案解出来，然后试着讲给那孩子听。我讲得累，孩子听得更累，急得楼道师傅满地转圈。我跟楼道师傅说，孩子不懂是我的问题，您找个学数学的同学来教他吧！楼道师傅后来果然找了个数学系的同学，但我们还是朋友，有一次他家乡来客人，还请我和数学系的同学一起吃饭。
那时，地理系的课主要在老二教、一教和文史楼上。记得82经地的开学典礼是在二教，专业的老师都到了。这些如今已达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们，当时可是一批风流倜傥的中年男女。记得魏心镇老师问大家：“你们能说出全国各个省的省会吗？”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全部。实际上，我们当时的地理知识少得可怜。记得一位来自吉林的同学还问过我：“从西安来要经过沙漠吧？”为了回答魏老师这个问题，我去买了一本《中国地图集》，没事就翻着看，返乡和回校的火车上更是把途经的城市和地图仔细对照，几次下来，北京和西安之间的城市已经烂熟于心。任课老师里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胡兆亮老师。他当时刚从国家计委回到北大，做地理系的主任。他给我们开的课是《经济地理学导论》，记的是在文史楼119教室上的。胡老师声如钟磬，人很爽快，课讲得很清新。去年我们班毕业三十年聚会上见到胡老师，发现他几乎一点儿没有变化，声音依旧洪亮，步伐仍然轻快。他用自己编的课本上课，不是正式出版的，而是铅印的。从他的课上，我知道了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轻重比例失调的问题，也知道了什么叫“区位优势”。他的上课风格和厉以宁老师相似，非常简洁，逻辑性强。记得后来我做地理系学生会学习委员的时候，请胡老师给一个公开的讲座，他言简意赅地讲了半个小时，然后说：“完了！”胡老师课上布置的学期小论文是用区位优势分析一个地理现象。我的论文题目是“丰登路农贸市场的区位分析”。丰登路是西安西郊的一条马路，南北贯穿西电公司家属区。改革开放之后，这条路上发展出一个农贸市场，解决了职工购买食物的需求。我对这个农贸市场的区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文章得到胡老师的高度评价，获得了最高分数。这件事让我得意了很长时间，大概也让我觉得自己是块儿做学问的料儿。
文史楼119是我们经常上课的教室，我记得数学课也是在这个教室上的。数学老师是一位非常淡定的人，对于我们这些非数学专业的歪瓜裂枣，教得也是兢兢业业。在课上，我经常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打动，灵魂出窍。记得我在他自己编的讲义上写下“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可能是因为太关注老师的人格魅力了，我的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成绩竟然是不及格。数学老师找我们几个落后分子谈话，勉励我们。期末考试我把分数追了回来，避免了挂科的悲剧。
那时的北大，学生的自习场所非常紧张。宿舍里七个人，自然没法自习。图书馆是最好的自习场所，可是很难占到座位。早起的同学在座位扔一本书，就确立了对座位的“产权”，别的同学可以暂时坐一下，但只要“产权”拥有者一来，就要乖乖让座。为占座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学生会也试图找到办法杜绝占座，但最终都不了了之。看来，尽管当时绝大多数同学不知道诺齐克“应得之物”的概念，但先占先得这类想法早已深入人心了！到了考试季节，图书馆的座位更是紧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图书馆早晨7点开门，要想占到座位，必须6:30之前去排队。记得有一年，图书馆南门的玻璃门都被挤碎了。因为没办法让自己早起，我从来没有去图书馆占过座位。记忆中在图书馆读书最惬意的时候是大学第一年的暑假，因为要等着去大同实习，我没有回家，而是选择在图书馆读书。位于图书馆老馆二楼西北角的文科阅览室，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暑假里人很少，可以独自享受一大张书桌。图书馆里的书桌都是实木的，宽大不说，而且材质甚好，幽幽的木纹，让人联想起这座图书馆所承载的文明。记得那年暑假我主要是在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际上啥也没读明白，但那个经历却让我终身受用：如果一本读不懂的书都能读完，其他书还在话下吗？
经济地理专业有自己的专业教室，是现在二教一带平房里的一间，可惜只有毕业班的能用。好不容易熬到毕业班，却发现专业教室成了班对儿们扎堆的场所。虽然人家也没有什么亲昵举动，可是，总给人家当灯泡也不是滋味，所以，还是得像流浪狗一样去找自习教室。也许是因为胡老师和数学老师的魅力，我把文史楼119当作我经常自习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晚饭后的一段时间，文史楼的教室常常是关着的。后来发现大家都从119的南窗翻进去。南窗蛮高，需要一定体力，而且是带竖栏杆的，需要缩小身子才能进去。从此，翻窗进入119，成为我晚饭后练习攀爬的一项活动。教室的日光灯经常不亮。有一次我踩着桌子用钥匙去启动启辉器，结果一阵电流袭来，瞬间贯穿我的胳膊。好在当时年轻机灵，及时甩掉了钥匙，避免了当肉串的悲剧。好像后来119不能翻窗进去了，我就在文史楼里找其它教室，很快就发现，115的门被人踢出了一个洞，可以钻进去。几次下来，我钻洞的技能已经娴熟如犬了。一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来到115门前，像条训练有素的军犬一样钻了进去。待我半个身子进了门，抬头一望，看见的是满屋子惊愕的面孔，同时，我身后的门也随着我的后腿移动起来。原来，这-扇-门-原-本-就-是-开-着-的！但是，满教室的人，竟然没有一个笑出来的，惊愕一过，这帮哥儿们、姐儿们就又低头学习去了。北大人真会给囧人留面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学子，没有今天这样的学习压力。那时保研的机会很少，一个班也就10%左右。我们班前几名的位置永远是几位女学霸把持着，这样男生反倒没有了压力：如果要继续读研，就只有考试一条路，和平时读书好坏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想工作，那就更不用认真学习了，因为在包分配的年代，用人单位根本不看毕业生的学业成绩。大学四年，除了第一个学期略微需要适应而外，其它时间都是比较轻松地度过的。我因此有了大把的时间做不务正业的事情。读高中的时候，虽然心里喜爱文科，但碍于父母和社会压力（那时，读文科是差生的选择），只好读理科班。高中两年，我是语文课关老师的宠儿，作文经常被关老师作为范文朗读。进了北大，自然还有一点儿文青的梦想，于是就寄了一篇散文给五四文学社，申请入社。那时，文学热正盛，中文系是北大皇冠上的明珠。五四文学社很认真，专门派一个社员来考察我。谈话内容记不得了，但估计我的回答没有令来人满意，我的文学梦也就此终止了。我只好自己读书。在那时所读的书籍当中，两本书影响了我一生。一本是《六人》，另一本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六人》告诉我，人生有不同的活法，我们只能取其中一种。如果要从《六人》描述的六种人生态度中选择一种，我会选择唐吉可德，那个敢与大风车格斗的人。《科学革命的结构》让我明白，“科学是什么”要从“科学不是什么”这个角度来定义，这对于我今天的经济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读书》2006年第12期）。当时印象很深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丛书里的书都是白色的小开本，封面设计很好，可惜装订质量很差，书读过一遍之后基本上要散架了。我当时每月的生活费是34元（其中20元是父母给的，14元是助学金），却可以省下钱来买书。记不清买了多少本《走向未来丛书》中的著作，它们的内容也大都遗忘了，记得的只是当时心灵和思想感受到的震撼。大学的最后半年，时间更多了，填补这个空档的办法是读书。最深的记忆是，傍晚时分，我坐在43楼水房面朝西北的阳台上读书，和我相伴的，是满天的红霞、以及岱墨如洗的西山。那份宁静，再也没有出现过。
选择研究生方向的时候，本想跟随侯仁之先生读历史地理，可惜当年侯先生不招硕士生，而其它本学科的专业又不喜欢，因此就想过去新疆支边，再来一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经历。是班里最要好的朋友罗茂林改变了我的命运。他和我说，咱们去考管理中心吧！我们俩也不知道管理是什么学问，但反正可以考本专业的考题，就去试一试吧。这么着，我们俩就糊里糊涂地读了管理中心的研究生，成为现在光华管理学院的系友。1986年，学校完工了45、46、47号三栋新楼，86级硕士生有幸作为第一批学生住进了这几栋楼。我们那届管理中心总共13位同学，其中三位是女生，基本上和男生没有往来。我们10位男生住在46楼。硕士生的住宿条件大为改观，四人一间，水房和厕所也只和同一单元里其它五个宿舍合用。管理中心的行政和高教所共用，办公地点在电教四楼。管理中心依然没有自己的教室，但在西门外畅春园的平房里有一个机房，里面有几台IBM机器。那时，个人电脑出现没多久，大家都兴奋不已。班里有计算机系来的同学，教大家如何使用DOS系统。我们是以研究生班的形式招进来的，管理我们的主要是陈良焜老师。陈老师淡泊名利，豁达开朗，把管理中心管理的井井有条。我们的课基本上是和经济学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同学一起上的，上课地点集中在一教、三教和文史楼。记得在一教上过厉以宁和刘伟老师合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课，被两位老师的逻辑所折服。厉老师讲课很少用公式，但是逻辑极其清晰。今天，厉老师已经快九十岁了，仍然上课，仍然演讲，思维的敏捷程度与当初别无二致。另外两门印象很深的课是秦宛顺老师的微观经济学和朱善利老师的宏观经济学。秦老师的课在文史楼119上（又是文史楼119！）。他原来是数学系的，因为和厉老师一起写经济学教材转到经济学这边来；高度近视，眼镜的镜片完全是由圈圈合成的。他是河南人，说话有河南腔，至今我仍然记得他讲到“海塞加边”行列式时的发音。秦老师非常严谨，从他的课上学到了很多干货，这对我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头一年的课程帮助很大。朱老师的宏观课在三教上，他的特点是让学生参加讨论。宏观经济学没有公认的体系，讨论有利于学生厘清理论的脉络。朱老师是一位胸有大义之人，平时却和蔼可亲。年轻的时候，他常和刘伟老师一起到二体篮球场打球，我也总去那里打球，这样，我读本科的时候就开始认识他。可惜，天嫉英才，朱老师罹患癌症，已于2015年去世了。写下这段文字，聊以表达对朱老师的怀念。
北大校园的真正改观，基本上是从1998年百年校庆开始的。以图书馆新馆落成为先导，校园面貌大变。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 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 于1996年底搬入校园北边的朗润园。我很幸运，没有经历经济中心在老地学楼二间半办公室的草创时期，仆一回国，就开始在朗润园办公。记得以前北大校园北边被称为“后湖”，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以朗润园的修复为起点，二十年之后，整个后湖被修葺一新，成为北大校园的代表性景观之一。随着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学和科研项目的扩展，朗润园不够用了，新的承泽园工程已经动工。工程包括对承泽园古建筑的修葺和重建以及一栋现代化大楼的建设。待工程完工，承泽园将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结合，成为北大校园的又一个代表性景观。
北大校园面貌改变之快，有时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比如，理科教学楼的改造，基本上是一个暑假完成的。新的二教宽敞明亮，地下停车场也改造成了创意空间，成为北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的场所。三教内部也经过改造，装上了电梯。现在，自习的空间很多。监考的那天晚上，我发现，即使是在三教这样过去炙手可热的地方，教室里也空着三分之二左右的座位。整个学生生活区的改造已经接近尾声，校园里的学生宿舍都提供浴室，同学们再不用在冬天冒着严寒到澡堂去洗澡了（所以，学五小广场上的澡堂也被拆除了）。除个别学院外，教师都有了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再不用为在校园里见学生发愁了。五四路两侧的老建筑在逐步被崭新建筑所取代，但道路两边的槐树依然枝繁叶茂，那种感觉，和三十五年前我初入北大时别无二致。“北大是常为新的”，所以北大总是在变；但是，北大也拥有不变的东西，就如同五四路两侧的老槐树一样，那是只有真正的北大人才能体会得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