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
北大是开放的，看景的、追梦的，年年月月游客过往不绝，但校园里的主角始终是先生与学生。北大的故事，自然也是先生与学生的故事。
家有家法，校有校规，这是中国人描述一个群体面貌的常用之语，北大的校风与精神又是什么呢？北京大学建校于晚清时期，那时的中国，列强入侵、民族危亡，北大的建立既注入了爱国志士倡导兴学图强的寄托，也是“戊戌变法”的仅存成果。也许正是这份历史，使北大的血液里从来就有着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传统，校园里的学者，不仅引领中国学术不断前行，且视国事如家事，带着对科学的追求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撑起了民族的脊梁。百余年中，无论经历多少次风雨洗礼，有过多少次校址搬迁，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北大精神不属于哪个人，也不限于哪个时代，这是一个自成风气群体。群体中的每个人寻常而普通，汇聚成一体，则光亮夺目。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中，我想讲我的老师与我的学生，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或为学术泰斗，或为青年学子，却演绎了不同的故事。
一
我的专业为中国历史地理，顾颉刚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就学术传承而言，我属顾门再传弟子。我入门之时，顾先生已辞世，虽无缘亲聆教诲，但每每展读其作，均深受其益。折服于顾先生学问的同时，更钦佩先生理科式的逻辑思维，其中曾被钱玄同先生称之为“精当绝伦”的“古史层累说”就在其中。顾颉刚先生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著作等身，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共五十九卷，六十二册，计2500万字，涉及历史学、民俗学、历史文献学以及历史地理等研究，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础。历史学家黄现璠于20世纪30年代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导师为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加藤繁，忆及当年他说道：“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然而，顾颉刚先生这样一位誉满天下的大学者，并非与世隔绝的书生，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始终影响着他一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面临威胁，全面抗战即将爆发。在这民族危亡之际，1934年顾颉刚先生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创办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并非单纯的学术组织与学术期刊，顾先生在《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明确说明：“本会同仁感念国事日非，惧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实未可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所应出之一途，爰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窃愿借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忱，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禹贡》半月刊与禹贡学会，在顾颉刚先生的提倡下，着力于边疆研究、民族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力求唤起民心，“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当年禹贡学会成员白寿彝先生忆及这段往事谈道：顾先生本着经世致用、御侮图强的精神，重视边疆及民族历史和现状。同属于禹贡学会成员的史念海与侯仁之先生共同提到难以忘怀的一段往事，禹贡学会的成立和发展，使历史地理的研究成为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之学，尽管如此，顾先生仍稍嫌迂缓，在蒋家胡同3号自己家中，组织了 “通俗读物编刊社”，连续撰写和出版了宣传抗日的大鼓词，并通过天桥等处的爱国艺人，到人民群众中去宣传。这样的爱国之举，招致日本侵略者的恨忌，“七七事变”日军进入北京，到处搜捕顾颉刚先生，迫使顾先生仓促离开北京，《禹贡》半月刊被迫停刊，禹贡学会停止工作。1934年至1937年《禹贡》半月刊共出版了7卷82期，发表文章708篇，禹贡学会的成员包括顾颉刚、钱穆、冯家异、谭其骧、唐兰、王庸、徐炳昶、刘节、黄文弼、张星烺、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顾廷龙、朱士嘉、冯家升、韩儒林、吴丰培、赵泉澄、侯仁之、史念海、杨向奎、童书业、郑德坤、张维华等，这几乎是当时以及后来中国历史学界的大半个班底。
顾颉刚先生主持下的禹贡学会，不仅在于书本，而且强调体会社会与民情，多次从事边疆考察。顾先生提出：“我们研究地理，应该对于我们版图内的山河、景物、人民，以及我们以往的光荣，都亲眼领略一过。” 1934年8月，顾颉刚曾同郑振铎、雷洁琼、吴文藻、谢冰心等沿平绥路沿线考察，此后禹贡会员先后前往察哈尔、西北等地进行社会考察。呼应考察成果，《禹贡》半月刊先后出版《西北研究专号》、《回教与回族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并开始编辑印行“边疆丛书”。 1938年3月，顾颉刚和史念海先生合撰《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论述了历史时期疆域变迁，以使国人俱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顾颉刚先生“以救国自任”，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作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来到甘肃进行为时一年的考察，遍历甘肃中南部各县。此间，不仅以唤起民众为根本宗者，在汉、藏、回农牧民中进行抗日宣传，且为临洮、临潭的青年学生提供脚本，演出救亡戏剧《辽东痛史》、《上前线去》等，并在夏河出席七七抗战建国纪念会，撰写《祭阵亡将士》碑文，唤起到会藏胞激情振奋。顾颉刚先生在甘肃所为，引起北平日本侵略军的关注，他们威胁道：“如顾某在外作抗日宣传，即将逮捕其家属。”顾先生在给父亲的信中表示:“男以时势所通，不得不作范滂、张俭一流人。诚恐钩索瓜蔓，竟累堂上。若彼执其父以诱其子，则男将为尚乎？抑为员乎？是男之所不忍言者也。” 如此凛然正气，心在国事，为后人仰视。
顾颉刚先生毕业于北大，也曾执教于北大，北大人没有忘记这位令人敬仰的学术泰斗。2001年顾先生位于蒋家胡同3号的故居面临拆迁，学校出巨资将这座院落整体搬迁至北大校内，如今新光华楼附近的那处二进四合院就是顾颉刚先生故居，大门处标有“禹贡学会旧址”。这所楼丛中的小院，见证了顾颉刚先生的生平，见证了禹贡学会的成立，也见证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起步之时。
二
我的老师侯仁之先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当年禹贡学会成员。提起北京城的历史、沙漠考古、申遗、当代历史地理研究理念的构建……必然想到侯仁之先生的贡献。学者与学术成为必然的联系，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初，侯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因帮助抗日学生，曾被日军抓捕，关入监狱。
这是侯先生最难忘的一段往事，每次谈起总是心绪难平。1941年 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燕京大学随即遭到日本人查封，并将十余位教授投入监狱，侯仁之先生也在其中。据侯仁之先生《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同时入狱的还有洪煨莲、邓之诚、张东荪、刘豁轩、陆志韦、罗其田、赵紫宸、赵承信、林嘉通、蔡一谔等教授。被日本人投入监狱，与反日活动有关。侯先生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他利用经常接触学生的机会，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据侯先生回忆，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仅经他负责联系前往解放区的学生便有三批。尽管监狱中日本人多次审问，希望获得他们想要的信息，但侯先生闭口不提这些秘密。半年后，日本人查无实据，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处侯仁之先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取保开释后，侯先生来到天津，就在此时两名了解去解放区之事的燕大学生被日本宪兵逮捕，如果他们招供，侯先生难逃一死。获讯后，侯仁之想逃离沦陷区，征求洪业先生的意见后，得到的答复是：不能走。走，会牵连铺保；不走也许会再次被捕，甚至判处死刑，但大家都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侯先生听洪业老师的意见，决心为抗日而死。后来获知那两位学生遭受了极为严酷的刑讯，但没有泄露任何东西。国难当头，牢狱之灾，与死神擦肩而过，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考验呢。
我没有党内职务，但侯仁之先生不知什么原因，认定了历史地理专业党费递交由我负责。侯先生党性极强，几乎每次见面就会问起党费是不是该交了？后来在支部组织委员那里余存党费最多的还是侯先生。2011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结束后，要求每位党员都要提交一份心得，那时侯先生看东西已经十分吃力了，我去侯先生家做笔录，侯先生再次谈起往事，谈起抗战时期屡次帮助过爱国学生，甚至坐过日本人的牢房；谈起为了逃避特务迫害四处躲藏；谈起抗战初期弟弟侯硕之奔赴陕北投奔共产党，路途中被土匪残害致死的惨况。尽管事过几十年，谈起这些往事，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侯先生告诉我只有经历了那个时代，才能明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当时身在海外的他为何充满激情，急匆匆赶回祖国；回国后为什么将一腔热情投在学术事业与国家建设中，即使文革十年饱经磨难也没有改变初衷。当侯先生在我整理好的文件上，握着抖动的笔端端正正签上侯仁之三个字，我十分感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既是科学进步的推动者，也是理想主义者。
三
北大的先生是一个群体，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既是思想的前行者，也是事业的忠实捍卫者。胡兆量先生不是我的业师，但因其为人、为师、为学，令我十分崇敬。
数、理、化、天、地、生为六大传统基础科学，地理学隶属于地学领域。自从19世纪西方地理学传入中国，百余年间地理学不但为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培育出一批杰出的地理学家，胡兆量先生即位在其中。胡兆量先生1952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同年清华地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成立地质地理系），1956年执教于北京大学。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但每个人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并不相同，而考验人的灵魂往往是那些非常时期。胡兆量步入学术领域不久，整个国家进入“大跃进”时代，“大跃进”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盲目追逐高产造成的悲剧，不顾事实、不顾科学的政策导向，同样是那个时代的特点。胡兆量看到农业领域一个典型的无视科学现象，“是在北方盲目推广‘高’产作物玉米，替代‘低’产作物高粱和谷子。赫鲁晓夫到美国跑了一圈，看到美国玉米高产，回来后在苏联盲目推广玉米，得了‘库库鲁萨’（俄语玉米）的外号”。于是中国各地不顾自然环境特点，盲目将苏联的政策照搬过来。作为一名地理学家，胡兆量深知中国北方各地的自然属性，也熟悉玉米、谷子、高粱这些农作物的生长习性与产量特点，本着一个学者的良心与对国家的责任，他决定针对这项既不科学，又对国家不负责的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1960年写出题为《华北平原的谷子高粱相对高产区与布局》的文章，这篇在今天看起来绝对学术的文章，在当时却需要过人的勇气。胡兆量先生指出华北平原中部雨量绝对值少，变率大，地势平坦，水系较混乱，属于“旱、涝、盐、薄”集中的地区，耕作较粗放，在这一自然环境与经营方式之下谷子、高粱具有抗灾耐瘠性，不仅不是低产作物，反而是更具有实际意义的高产作物。胡兆量得出的结论直指政府提倡的政策，引起很大反响，但文中具有说服力的科学论述，还是赢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同，北京晚报、广播电台作了报导，这篇文章正式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3期。20年后，胡兆量先生回忆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不无感慨地说：地理科学与其他科学一样，都是从实际出发，用事实和客观规律说话，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对付主观主义最有力的手段是拿起科学的武器，包括拿起地理科学的武器。”
1978年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北京市作为都城，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具备不提经济中心的“经济中心”功能，不仅人口快速增加，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病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北京市表现的又尤其突出，“由于政治中心的后续效应，北京城市功能具有极强的综合性。” 胡兆量先生总结为八大功能，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和金融管理中心、信息中心、交通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旅游中心、高新技术制造业中心。八大功能不但造成人口集聚，也吸引各类产业部门进入北京。由此带来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重要标志：国际化水平低，居住、出行、环境条件差”。如何治理北京市表现出的大城市病，针对单方面控制北京市人口的观点，胡兆量提出：“城市人口膨胀的根源是城市功能多，控制北京城市规模要从北京城市功能和项目入手……在北京与兄弟城市分工方面，可以采用‘能让则让；能迁则迁；能分则分’的方针。”这一观点，对于解决北京市面临的大城市病具有重要价值，今天国家提出将首都部分功能转向雄安，且将首都副中心放在通州，不就是胡先生当年主张吗。
胡兆量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更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师长。从1952年执教于大学讲台到今天，已经60多年了。60年内，院系名称有过多次改变，但那些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理系、城市与环境学系、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几代学生，都能在返校时找到大家的共同老师，这些学生有的白发苍苍，有的则青春洋溢；有的卓然大家，有的青涩稚嫩，但无论大学时代过去几十年或三、五年，大家记忆中留下一位永远的老师。
胡兆量先生讲授的经济地理学导论、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程素来深受学生欢迎。胡兆量先生说过：教师“最重要的一条是高度敬业的精神。因为敬业，才能深刻掌握主题的本质。因为敬业，才能梳理归纳，言之成章。因为敬业，才能捕捉语言的灵感，出神入化，有声有色地加以阐发。” 2001年胡兆量主讲的 “中国经济地理”课获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胡兆量虽是一位资历深厚、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但在讲台上从来一丝不苟，为了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形象性是他在课堂上应用最多的方法。胡兆量认为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在授课时尽可能地调动视觉感官，协助听觉感官，可以加深理解。地图、图片、表格、典型案例，都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为了这份效果，每次课堂上展示出的图表都包含着无数心血。90年代，教学中还很少使用幻灯乃至于PPT，胡兆量已经自己动手制作投影胶片，很多图画上的颜色都是他一笔一笔画上的，这些图片不但直观，且十分生动。若论代沟，那个时代，胡兆量的年龄与18岁的本科一年级学生不知相距几代，但他不仅细心捕捉时尚变化，且将时尚用最直观、生动的画面融入到地理教学中，很多一年级学生看到这些和他们具有同样时代旋律的画面，忍不住惊叹起来。
同样执教于讲台之上，有的人将它作为职业，有的人视作生命，胡兆量是后者。2001年随着退休，胡兆量先生将多年讲授的课程交给了我，但他对学生的那份感情始终未断。那年胡兆量先生嘱咐我，“每年我都想看看新的学生，给我留一次上课的机会”。按照课程计划，“中国经济地理”安排在秋冬的学期，且在晚上，胡先生家住西城阜成门一带，后来搬到丰台附近，尽管这样，每年如约仍上一次课。有一年像往常一样来学校上课，但那天胡兆量先生发高烧，照理完全可以调换为另一天，但他不想失信于学生。课后回去就病倒了，这一病不但连日高烧不退，而且彻底放弃了待遇丰厚的清华课程班的课。那年胡兆量先生已经70多岁了。事后，我和学生都十分感动，为了见见学生，为了这没有任何报酬的课程，放弃那不菲的收入。1998年北京大学学生发起评选“十佳”教师的活动，那一年经全校学生投票，胡兆量被评为“十佳”教师。一些学生说起这件事，也有这样的猜想，“像胡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教授会在乎这个称号吗？”也许等他们长大了就会明白，一个真正地教师，学生在他的心中是什么分量，而“十佳”教师的评选即没有经济奖励，也没有任何官方参予，是学生真正的心声，这正是可贵之处。回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胡兆量说：“学生很愿意听我的课，我就觉得没有白活在世界上，我的一生也就满足了。
四
从学生到先生，如今我在讲台上已近30年，听课的学生也从几十人到四五百人，其中“中国历史地理”被学生们视为全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但最初走上讲台时却完全没有章法，记得那是90年代初，胡兆量先生主讲的“中国经济地理”请我上三次课，第一次两个小时的课只讲了50分钟，剩下的时间完全没词了，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多亏坐在下面的胡兆量先生救场。当胡兆量、王恩涌两位先生退休时把他们的课程交给我时，我独立面对学生，不仅深知老师的分量，也唯恐辱没了这份信任。珍惜每堂课，不断提升自己，也在教书过程中，明白“教学相长”的真正含义。
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聪明睿智，才高识远，站在讲台上并不意味着你是知识的完全拥有者，课后学生们不仅有问题，也会针对一些历史地理涉及到的事件与人物提出质疑，这些也许是所有北大教授都遇到的场景，但当他们真正思考你的专业研究，并带来深度探索，你会发现原来教书不仅是单向的输出，也存在输入。
历史地理研究涉及到人类在大地上的各类创造以及对于环境的改造， “中国历史地理”课程上我讲到这样一个问题：“逐水草迁徙是游牧生活的主要环节，草原生态的自然特征决定了草原载畜量的有限性，因为没有哪一片草场经得起长期放牧，因此当游牧业一经产生就与移动性生活相伴而行。”正是这样的原因，草原牧民不会像中原农民那样聚族而居，往往一家人赶着自己的畜群独立放牧。课程中的问题引起学生的兴趣，经济学院本科二年级学生张森课下又读了我的几本书，其中《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有这样一段论述：斡鲁朵即宫帐，是辽代以帝王为首的游牧组织形式，依辽代制度，每一帝王继位时就设置自己的斡鲁朵，帝王去世后保持不变，至辽末，共有十二宫一府。关于这一问题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认为：所有前斡鲁朵共同扈从当朝皇帝的行宫，四处迁徙。划归斡鲁朵的人户在斡鲁朵周围形成一个新的游牧集团，平时从事畜牧业生产，保卫斡鲁朵安全，战时便是皇帝的扈从军。无疑这是一个庞大的游牧集团，至辽末仅骑兵就达十余万人，若包括其他人员，远高于这个数字。不久之后，张森提出他的疑问，既然草原承载力不允许更多的游牧者聚在一起放牧，那么如何解释辽代的斡鲁朵制度呢？斡鲁朵制度虽不是我的研究，但我引用这个结论，前提是认同，因此这一矛盾需要我来解决。我从没想到通选课的学生竟然提出如此有研究价值的问题，那一刻我十分感谢这孩子。
我的研究主要为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有一年我的研究孔源要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交流，临行前我委托他查查俄罗斯境内春小麦起源的问题，听到这里，孔源只说了一句话：“那里是蛮族”。也许他早忘记了这句话，但我一直留在记忆中。一两年后，我意识到俄罗斯大部分地区虽适宜春小麦，但两千多年前那里几乎没有农业，即使有也很落后，绝不会驯化野生植物，从而开启了对于这一问题新的研究。
历史地理是个很小的专业，与这一专业相关的先生与学生同样很少，他们不能涵盖北大，却拥有北大先生与学生的特质，追求真理，追求科学，既是思想的前行者，也是事业的忠实捍卫者，且在国家危难之际，扛起民族的脊梁。
主要参考文章：
史念海《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3。
汪受宽《以救国自任的顾颉刚甘肃之行》，《西北史地》1994.3。
蒋朗朗主编. 《精神的魅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