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
地貌冰川学家崔之久教授
“我没什么好怕的，如果死我想死在冰川上。”这句话，出自新中国第一代杰出地质地貌学家崔之久之口。与冰川相伴大半生的他，耋耄之年最想念的，还是那片洁白无瑕的冰川。2018年5月12日周六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朗读者》播出的以“想念”为主题的第二期节目中，85岁的崔之久朗读季羡林的《我的母亲》片段，献给家中饱经风霜，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崔之久还与电视主持人董卿分享自己60多年的“冰川人生”。作为第一个到达“世界三极”（南极、北极、珠峰）的中国人，崔之久究竟是如何走上这条冰川之路？在攀登冰川的过程中，又经历过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电视的播出，引发了大家对“冰川教授”崔之久的敬意。
崔之久教授朗读《我的母亲》
崔之久与电视节目主持人合影
一场“死亡登攀”换回中国首篇冰川观察纪录论文
著名的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在被问到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用一句“因为山就在那里”让所有人为之折服。而对于崔之久来说，不断在世界各地的冰川之间流连的原因，或许也能归纳成一句——因为冰川山就在那里”让所有人为之折服。
出生于1933年的崔之久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在这段漫长的人生中，崔之久已经与冰川纠缠了60年之余。念大学时，崔之久的研究方向原本与冰川无关。直到24岁那年，成为北京大学研究生的崔之久参加了全国总工会组织的贡嘎山登山队。这趟征服“蜀山之王”贡嘎山的，改变了他的一生。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7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都站在高原的肩膀上，贡嘎山远在川西，是7000米高峰中最东方的一座，也是海拔落差最大的一座，山脚与山顶海拔相差达6000多米。复杂的环境加上被冰川侵蚀的陡峭地形，贡嘎山的攀登难度甚至超过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当时的崔之久一行人对此却不甚了解。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普通人仅穿着棉衣棉帽就要攀登海拔7500米以上的贡嘎山主峰，还要一边进行地貌考察。但在节目中，崔之久表示，他们出发时就只发了一些布料一般的简单防寒衣物。
由于装备不佳加上缺乏攀登雪山的相关知识，登山过程中有4位队员相继牺牲。即便如此，崔之久依然选择了继续完成任务。最终，在这次“死亡攀登”一年后，崔之久完成了我国第一篇研究现代冰川的专题论文《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发布在《地理学报》杂志上，并在之后成为《地理学报》杂志创刊以来被参考、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而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副标题——纪念为征服贡嘎山而牺牲的战友。
崔之久教授在冰川
直到现在，崔之久依然记得在出发前往贡嘎山之前，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教授送给他一本英国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著作，并在扉页上写道：“之久同志将去贡嘎山，赠此书以壮其行。”现场，崔之久坦言，竺可桢副院长的这次壮行不仅壮了贡嘎山一行，而是壮了一辈子。
一生纠缠冰川 断五指毁双眼亦不肯决断
经历过贡嘎山的那次“死亡攀登”后，崔之久又在两年后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攀登慕士塔格峰的队伍。在攀登过程中,崔之久被冰川上的每一个细节深深吸引着?，为了照相记录不断脱掉手套甚至忘记寒冷，直到严寒麻痹了他的神经。等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右手手指已经全部坏死。这次攀登不仅带走了崔老右手的五根手指，还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雪盲后遗症，稍受刺激就会泪流不止。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崔之久依然随国家登山队攀登我国西部众多高山，对冰川冰缘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做了大量科考工作，并应邀出国考察包括加拿大极地区、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和南美安第斯山区等地的冰川冰缘地貌，撰写并发表了200多篇科学论文和多部专著。直至现在，填满崔之久内心的还是那一片片无垠的冰川。
崔之久，1933年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杰出的地质地貌学家、冰川冻土学家。安徽宣城人。195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同年保送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研究生。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对外开放实验站-天山冰川站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南极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冰川地理组副组长、《南极研究》杂志副主编、兰州大学地理系兼职教授、中国第四纪冰川和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冰缘委员会委员、国际冻土协会冰缘环境工作组成员、国际冻土协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也是国际石冰川研究组发起人之一。
崔之久教授自1957年首次从事贡嘎山冰川学研究以来近50余年，遍布我国及世界各大冰川区（包括两极），对冰川学有全面深入的认识，作为我国研究现代冰川的先驱者而蜚声国内地学界。
崔之久教授在南极，前排左起：张知非、崔之久、刘耕年
后排左起：张祥春、马石庄、郎英杰、朱克佳、谭光、贾朋群
本文根据网易新闻和北大地理学65年纪念册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