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
“我是喜欢这个专业，从小学开始一直都喜欢，我也为这个学科的出路和未来忧虑过。开始想学植物地理，后来转向环境地理，最后却又选择文化地理（亦称人文地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还是很欣慰。人的文化也体现在他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和改变环境，甚至在去塑造一种环境，追求一种理想的环境。这也是地理学所研究的‘人地关系’的目的。”谈及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立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中地理各专业的发展历程，86岁高龄的王恩涌有着谈不完的故事。
从清华到北大 结缘植物地理学
1927年，王恩涌出生在安徽凤阳县临淮关。该镇在历史上是军事和交通要地，也是安徽的历史名镇。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王恩涌的成长也极富时代色彩。
在抗日战争的纷飞战火中，为离开日本的占领区，王恩涌背着行李，步行几百里辗转到安徽金家寨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来到南京读高中。1949年作为解放后的第一批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地理组。当时，地理系组一共只有四位老师，一教授，两讲师，一助教，一共16个学生。当年入学的新生仅3人。清华是个工科学生占多数的大学。当时工科学生学好技术参加祖国建设的氛围相当浓厚。在这种学习氛围中，王恩涌总是思考，自己如何学好地理去为祖国建设服务。同时，在学习了一些自然地理的理论后，他觉得，与物理、化学等学科相比，地理学在理论方面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1951年5月，地理系林超先生邀请他的老朋友——植物地理学家侯学煜来清华地学系作报告，介绍植物生态学和植物地理学。侯先生的报告以实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植物个体与群体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这门学科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这引起了王恩涌学习植物地理的兴趣。为此，他专门写信给侯先生，表达他的愿望，希望得到侯先生的指点。侯先生的回信，使王恩涌满心欢喜。一天傍晚，他从清华步行到西直门内的侯先生家，带着许多问题请教侯先生。侯先生告诉他，学植物地理学需要学化学、植物学、土壤学以及植物生态学、植物分类学等综合知识。临别时，侯先生还借给他几本参考书，勉励他好好学习。
回学校后，王恩涌就联系了几位对植物地理学感兴趣的系内同学向系里提出请侯先生来清华讲授植物地理课。这样，王恩涌与几位同学一方面听侯先生讲课，同时又利用选课的机会选学了一些与植物地理相关的课程。侯先生也创造机会给这几位学生提供野外实习与工作实践的机会。
筚路蓝缕 建设北大地理系
1952年，由于全国高校进行调整，原清华的地理组合并到北大地质地理系。这时，北大各系都是按照前苏联莫斯科大学作样榜设计学科的教学方案。莫斯科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不但有物理、化学、高等数学等自然科学与自然地理学方面雄厚的基础，还开设了该学科中的一些新领域，如植物地理、土壤地理、综合自然地理、极地地理作为门组。在北大，植物地理因有侯先生支持而列入方案，但其他门组却因为缺乏教师而空缺。
1953年春，王恩涌提前毕业留系参与教学与行政管理工作。当时，为实现北大地理方向在专业的建设上能达到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标准的目标，高教部分配了一些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到北大。为了实现新的教学方案，开设高质量的新课程，王恩涌与新来的毕业生一起集中学习俄文，翻译前苏联地理方面新的发展方向的教科书与专著。另外，还派一些青年教师到相关学科去进修，争取按时开设教学计划中所列出的课程。
当时，王恩涌与系内的青年教师们统一住在全斋的集体宿舍。每到周末，大家就聚集在一起交流自己学的新知识和新体会，对地理学的理论与教学等问题发表各种意见。交流与讨论中往往是争论不休。王恩涌回忆，这种“宿舍讨论”对当时地理系的建设与新教学计划的实施有很重要的作用。
到五十年代后期，北大的地理系已从只有一个自然地理专业发展到自然地理专业、地貌专业和经济地理专业三专业并列。在自然地理专业内也建立了以植物群落学为基础的植物地理学，以景观地球化学为基础的土壤地理学和以景观学为基础的综合自然地理学三个专门组。北大自然地理专业建成三个专门组不仅率先培养出我国在这方面新的地理人才，填补了我国地理学的缺口，还加强了大学地理教育的科学基础，提高了理论水平，也提高了北大地理系在全国的地位。
创办环境地理专业 从理论转向应用
前苏联地理专业培养的目标是学者，因此学校大多侧重对学生的培养，而很少关心学生的出路问题。在50年代和60年代，北大学生多分到国家相关部门与大、中学校。1959级北大自然地理专业在毕业时候全班20多人全部分配到陕西某地的水土保持部门。这对学生学习地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此，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大字报要“砸烂地理系”，称学习地理是“浪费青春”。
北大从1971年开始，由停课闹革命转向复课。因此，学校多专业遂开始接收“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的中学生中经推选送到各专业学习的学生。到1972年，北大各专业都已恢复教学，只有地理系各专业仍没有恢复招生的迹象。校教改组在此时任命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回北大的王恩涌任地理系教改组组长。同时，学校教改组也表示：地理系专业只有找到国家有关部门能够稳定接收地理系毕业生的条件下才能招生复课。王恩涌听完后非常着急。他先是去各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结果却不甚理想，有的部门虽然对地理系的毕业生有需求但能接收的数量非常少。后来，他又去中科院的地理所了解情况，但也没有找到更广阔的出路。
恰在此时，他在中科院偶然碰到了仍处于“靠边站”的原地理所所长黄秉维。从他那里了解到中科院院长竺可桢先生曾经表示，希望北大地理系可以培养环境方面的人才。黄秉维还告诉王恩涌，美国各州市为解决环境问题都设立了环保局，雇佣了大量人员。王恩涌根据从60年代世界上的环境污染方面的形势与我国的现实出发，也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回到学校，王恩涌和系里有关的老师商量后，遂向学校提出将自然地理专业转向环境保护方面，以植物地理与景观地球为基础，以生态和水污染为重点。在得到学校的批准后，王恩涌就动员教员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相关信息，提出新专业课程方案与环境课程内容。经过一年的准备，1973年，北大自然地理专业开始以环境保护方向招收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批学生。
借自然地理专业成功转向的经验，王恩涌又与系里相关的教员商定将地貌专业与经济地理专业转向地理信息系统和城市规划。三个专业的转向吸引了大批学生，报名热情高涨，同时，也对全国地理系由原来理论性的专业转向应用，由冷门转向热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老当益壮 引入人文地理思想
“文化大革命”后，王恩涌得到平反，回到地理系从事党政工作。当时，他一面主持系内的工作，另一方面以自己翻译的一本《河流污染的科学分析》为参考，与师生一起对黄河兰州段等地的环境污染进行调查和研究。此时，王恩涌接到通知，学校打算派他出国进修。王恩涌考虑自己已年近60快要退休，自己又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参与科研的时间较少，加之英语也不是很好，遂向学校提出将机会给年轻的同志。在学校坚持下，王恩涌于1983年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学习之路。
由于我国地理学深受前苏联的影响，50年代时候，因为前苏联认为西方人文地理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属于“反动的学科”，我国大学地理系既无人教授也无人学习这门课程。但在西方，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是平分天下的。王恩涌非常希望能在加拿大了解人文地理学的相关情况。在课程的学习中，他初步了解到人文地理学是研究社会上各种人文现象的时空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即关注这方面的“人地关系”。这引发他想用这种思想方法去破解自己头脑中的一个谜——即东西文明差异的因缘。
1984年回国后，由于工作调动，王恩涌有了较多的空余时间，他将自己感兴趣的一本人文地理教科书翻译成了中文。他想将译稿送给别人，希望有人能开设这门很有价值的课。在寻觅无果的情况下，在其他人的推动下，王恩涌将自己的专业方向由环境地理转向全新的人文地理。他先在北大昌平分校一面学习一面试教。由于该课程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他又把这门课搬到了北大本部的地理系。后来，又通过通选课在全校推广。同时，由于教材的出版，推动了全国地理系普遍开设人文地理课并将其列为相关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促进了人文地理的复兴。
这时候，王恩涌已经年过六旬。进入90年代后，他又以自己从阅读《参考消息》学来的知识开设了新课“政治地理”。
退休后，为了普及“人地关系”思想，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人文地理，王恩涌选择那些让人感兴趣的主题，撰写了科普短文集《王恩涌文化地理随笔》。除了以地理学知识阐释大国的兴衰和中国建都的很多问题外，王恩涌还从地理角度解说了欧亚饮食禁忌的“欧亚大陆的文化四边形”，论证大禹治水神话中的“大禹治水真有其事”等。
目前，王恩涌已86岁高龄。完成对东西文明差异的地理分析一书，这是他的夙愿。（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9月18日，作者潘聪平）
